20世纪初期是一个风气云涌的时代，全世界各处的革命运动纷涌而至，我们在同时期推翻了满清王朝送走了清帝，同时期美国也掀起了平权运动，妇女得到了与男子同等的社会权利，这其中就包括了投票权。

看到自家男人们沉溺于酒精饮料，妇女们自然不会放弃手中的选票，一场大选结束后，震惊世界的“美国禁酒令”渲然而至。那时候的人民单纯而向往美好，并不懂得市场自然需求与行政命令之间冲突时会发生的恶果。禁酒令一经颁布，黑市烈酒价格飙升，人们为了喝酒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走私、黑社会犯罪、私酿等违法行径层出不穷。

自1920年1月起美国即将实行禁酒令的消息在同样的在苏格兰威士忌行业引起了震惊。 根据Moss＆Hume在《苏格兰威士忌的制作》中的描述，美国是“……苏格兰威士忌最重要的战前市场”，1920年，苏格兰向美国的出口量超过700万加仑。 （3180万升）。

在禁酒令第18号修正案颁布之前，苏格兰酒厂和调酒师将尽可能多的苏格兰威士忌运往美国各州，但这充其量只是短期措施。 苏格兰人讨厌看到他们建立的贸易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苏格兰人一直在寻找使苏格兰人留在美国饮酒者心中的方法。

除了禁令期间的贸易损失外，真正令人担忧的是，一旦“贸易旱季”结束，美国消费者就不会回到苏格兰，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了替代品，或因劣质假货充实市场而对其退避三舍。 的确，白马掌权者彼得·麦基（Peter Mackie）就曾成功起诉了一家德国烈酒制造商，出售了“假黑白马苏格兰威士忌”。

在禁酒令期间，在美国销售苏格兰威士忌的一种合法方法是，将其认证为“药用”，并且为此目的进口了许多调和式苏格兰威士忌品牌和一些单一麦芽威士忌。 这其中就包括Laphroaig，酿酒厂负责人Ian Hunter在禁酒之前已经在美国成功交易了好几年。

故事说，他在禁酒令期间继续将这个来自艾雷岛的麦芽威士忌卖给美国，因为每个人都在品尝过它之后，认为这种烈酒只能真正用于“药用目的”，而不能为任何人的快乐而饮用！

在对苏格兰威士忌行业普遍缺乏信心的时候，行业却对Laphroaig的未来充满信心，这意味着Hunter眼见了1923年麦芽威士忌市场的扩大，分别在1924年和1928年建设了新仓库和新的麦芽酒窖，并与 1929年扩建了蒸馏房。

总之在禁酒令之下一切烈酒交易都很难合法化，但相比于走“医疗”路线，更为有利可图的就是走私了。通常这种方法使用过第三方转运的方式将威士忌非法运输到美国，这其中出现了太多唯利是图的小人，他们会毫不犹豫的稀释或者掺假威士忌，以增加他们的利润。

但是，比尔·麦考伊船长是一个可以信赖的提供“真正的麦考伊”的人物。 威廉·弗雷德里克·麦考伊（William Frederick McCoy，1877年-1948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苏格兰裔美国人家庭，从1921年到1923年，他定期将苏格兰威士忌，爱尔兰威士忌和加拿大威士忌打入美国市场。

从巴哈马拿骚（Nassau）到新泽西州昵称“朗姆酒行”（Rum Row）的一段海岸线，是走私非法酒精的较受青睐的路线。

麦考伊将酒运到名为“阿雷图萨”（Arethusa）的大篷车中，运到“朗姆酒行”，他为此目的而买下了整套设施，将其重命名为托莫卡（Tomoka）并在英国政府处注册，以避免美国当局的过多关注。

他为了安全起见，还在各处安装了机关枪。走私者们驾驶着小船驶向他的渡轮，化整为零，把货物运输上岸。

McCoy慢慢的与顺风调和威士忌（Cutty Sark）建立了及其亲密的关系，而顺风威士忌是由伦敦著名的，并且极为受人尊敬的酒商Berry Bros. &Rudd于1923年3月推出，BBR公司在美国禁酒令颁布之前就与与美国市场之间是有着巨大的贸易额的。

顺风威士忌的轻盈的口感与明亮的酒体颜色是专门针对美国市场而设计推出的。不出意外的在美国收到了巨大的欢迎。而后来当禁酒令被废除以后，Cutty Sark的市场占有率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大家看过电影「绿皮书」吧？钢琴家所饮的就是这一支威士忌。

到1934年，Cutty Sark便已经售出了7,000多箱，仅仅两年之后，每年的销量就增加到80,872箱。

作为受人尊敬的威士忌大亨，Berry Bros. & Rudd并不是唯一一间求助于走私商的公司。

芝华士兄弟（Chivas Brothers）把他们的威士忌装在防水盒子里，扔到美国近海，随着浪潮飘进美国领土之上以供商贩收集，来自苏格兰高地的教师牌威士忌（Teacher’s）也是采用雷同的方式，放进粗布油麻袋里飘进美国。

教师威士忌实际上通过安特卫普港向美国运送了137,927箱，并通过约瑟夫·霍布斯（Joseph Hobbs）拥有的利特霍恩号（Littlehorn）运往旧金山湾，霍布斯后来开始对苏格兰威士忌蒸馏也产生了浓厚兴趣。

受信任的走私商的数量其实很少，而且可以回与酒厂之间保持距离。因为大部分酿酒商都担心公开参与贸易会招惹来英美两国政府的愤怒。

行业领导者Distillers Company Ltd（DCL）（帝亚吉欧集团的前身）于1925年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创建了“预定区域组织”。

除了对走私活动带来的污名化之外，DCL还担心一些酿酒商在供应威士忌进口时没有遵守威士忌协会宣布的价位，而其”标准”品牌有失去市场份额的风险。

本组织的成立是DCL副总经理Thomas Herd的工作，他于1925年2月提议成立，一旦成立，就对价格和价格结构、产品质量和潜在客户的审查等问题实行严格控制。

瓶装威士忌优于散装液体，因为液体的完整性更容易保存。 该烈酒从苏格兰运到美国边境附近的领土，包括古巴，巴哈马，墨西哥以及圣劳伦斯湾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群岛。

以该组织为例，在禁止期间交易的主要混合苏格兰威士忌之一是Haig，1927年，这个DCL旗下的品牌向美国出口了37，233加仑（169，264升）。

这占其年度出口总额的17%，使美国成为该品牌的第三大市场，仅次于远东和南非，但领先于欧洲和加拿大。

禁令结束时，苏格兰威士忌没有立即发生销量爆发式增长，这可能已经预料到了，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烈酒消费量实际上已经下降，始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意味着美国的资金稀缺，而且同时民间仍然存在大量非法蒸馏，为了阻止进口，保护和培育国内蒸馏业，美国政府对进口烈酒征收每加仑5美元的关税。

到1935年底，这一比例减半，此后苏格兰威士忌向美国的出口又开始增长。 正如莫斯（Moss＆Hume）所说，“到1939年，将近4,800,000加仑[21,821,000升}苏格兰威士忌运到了美国。”

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所说的“一项伟大的社会和经济实验”以失败而告终，但正如威尔逊（RB Weir）在《酿酒厂历史》（1877-1939年）中所宣称的那样，苏格兰威士忌“……保持，甚至提高了其在质量上的声誉，创造了禁令结束后在美国市场的味道标准。”

禁令的一个意外效果，加上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世界各地严峻的经济状况，使得苏格兰威士忌行业的进行了戏剧性的整合。这是由DCL领导的，该公司收购了苦苦挣扎中的竞争对手，然后关停其蒸馏业务。

莫斯和休姆（Moss＆Hume）解释说：“在1926年期间，苏格兰仅有113处酿酒厂在工作，而上一年则有124座。1927年，只有84座酿酒厂被许可生产。 自1921年以来关闭的50个酿酒厂中，大约有40个已经永久关闭，而且看起来真的是永久关闭……”。

1933年只有两个单一麦芽蒸馏厂和13个谷类威士忌蒸馏厂被重新启用，而到了第二年已经增长到了64家。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经济的改善（由于部分得益改组）极大地刺激了威士忌酒的生产，同时上述美国现行关税减半至2.5美元。

普遍的理念可能是，苏格兰威士忌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即使在禁酒令最严重的期间也没有出现太严重的影响，但有一个历史性的单一麦芽产区受损却极为严重，那就是坎佩尔镇Campbeltown。Moss & Hume 指出，”幸存的坎佩尔镇酿酒厂很快建立了一家大型的走私业务，以牺牲质量来换取数量，使得他们的资源紧张。

过度快速的蒸馏导致坎佩尔镇威士忌被昵称为”臭鱼”。也有传他们为了走私威士忌，甚至会将威士忌直接倒入脏鱼烂虾的木桶内运输，无论怎样，这对于一个产区的口碑来讲都是饮鸩止渴的做法。

为了避免与阿盖尔郡（Argyllshire）港口的竞争对手建立联系，Hazelburn酿酒厂的老板Peter Mackie写信给客户，解释说从现在开始，Hazelburn生产的是“ Kintyre”威士忌，而不是“ Campbeltown”威士忌！

在1920年镇上活跃的20个酿酒厂中，除Rieclachan之外，所有酒厂均在禁酒令期间关闭，而Rieclachan酿酒厂终于在1934年陷入关停。只有Glen Scotia和Springbank得以重回蒸馏活动。

政府禁酒，但饮酒者并没有减少，正如政府禁嫖，妓女一样不会少。同样的不能因为缺粮而单单禁粮，而是需要通过市场调节的方式，引导巨鳄资本更多的进入粮食市场，这样才是解决粮荒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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