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50年以来，通过威士忌产业产生的税收，像奔腾不息的大河一般，滋养着各国的政府

在英国，17世纪商业啤酒厂的发展使啤酒生产商走出了家门，使得政府更容易在综合酿造地点进行监控和征税。紧随啤酒厂之后，烈酒酿酒厂成为更有价值的税收收入来源。1643 年 5 月，英国对国内啤酒生产商征收了第一笔酒精税，1663年开始对烈酒征收酒精，杜松子酒和由麦芽酒制成的复合英国白兰地酒的税收。直到20世纪，烈酒税一直是英语国家政府最大的收入来源。 在大型场所生产高品质烈性酒，使得从生产，从大型批商到零售的每一步都要进行报告或计量计税，税金恐怕已经占据了销售金额的一半。 即使在今天，在大多数国家，烈酒所支付的税率也比啤酒，葡萄酒或苹果酒高得多。

蒸馏技术进入欧洲两百年后，德国缅因州法兰克福市制定了第一项烈酒法规，以控制由当地烈酒恶魔施纳普斯泰费尔（Schnapsteufel）引起的不道德醉酒。 1492年，阿姆斯特丹对法国和德国的brandwijn货物实施了第一个海关消费税。消费税一词来自荷兰的应税税款。英格兰议会自1663年12月起对当地的“淡酒精饮料和高度烈酒”征收第一笔直接税，以资助军事开支并偿还英格兰内战（1643年至1651年）留下的应计债务。在征收酒类消费税之前，政府从1644年4月开始对麦芽大麦（制造强麦和麦芽烈酒的原料）征税。苏格兰议会于1664年1月对英式淡酒精饮料征收了每加仑4英镑的关税。一旦政府发现了这种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他们定期提高消费税和关税税率，并从1688年开始增加酿酒厂许可证的使用费。这条黄金河帮助承保了将近200年的战争。在战争之间，为了满足帝国的野心和提高生活水平，议会继续对白酒征税。他们还对针对麦芽谷物，糖蜜进口和玉米税的原材料征收额外关税，进一步丰富了财政部的收入来源。当美国殖民地赢得针对英国的独立战争时，第一位美国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1791年6月对威士忌，朗姆酒和水果白兰地征收税，以偿还法国和荷兰不断增加的5280万美元债务。偿还债务后，国会废除了烈酒税，直到1812年对英国的战争后从1814年12月重新开始征税。战争胜利，1817年12月取消税收，直到南北战争迫使国会立法《收入法》，从1862年7月起装备联邦军开始政府便需要大量资金，1863年4月，同盟国立法对酒类征收税。内战之后，与英国类似的美国政府在财政上沉迷于对烈酒征税。

西方世界在19世纪后期的重点从国防转为反对节制的另类战争，他们通过起诉社会政策以限制酒精的获取和消费，导致各国对酒的生产和销售实行严厉的禁令和限制。敌人是公共消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成本，西方政府才立法了一套新的应税域，从而减轻了公众对酒类的税收负担。各国政府推出了个人收入和新的公司税，以及大量的保护性关税，征税，关税和从价税，以填补国库收入。这些新税将收入中的“兴奋剂税”或“罪恶税”（酒和烟草）从19世纪的60％减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左右，到现在还不到收入的一半。占大多数国家收入的百分比。酒精税和关税仍然是政府使用的小额货币杠杆工具，目的是增加少量税收，制定社会计划，并在贸易争端中惩罚外国政府。在21世纪，威士忌酒的关税被“武器化”，成为对抗欧洲和中国现代贸易战的棋子。

*自2019年开始，美国政府针对苏格兰威士忌产业也加征了25%的进口关税。